法治面｜网络暴力频频引发悲剧，如何追责？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实习记者 梁珺怡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3年6月2日下午，武汉小学生校园内被老师撞死事件中的学生妈妈坠楼离世。

在小学生死亡事件尚未有最终调查和处置结果之前，其妈妈为何纵身一跃跳下高楼？舆论在关注这一家庭不幸遭遇的同时，也在思考事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网络暴力在这起悲剧中扮演的角色。

5月23日，湖北武汉一小学校内发生一起车祸，一名一年级学生被老师开车撞到，送医后死亡。5月25日，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发布通报，涉事教师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究责任，对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将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

事发生后，孩子的母亲第一时间从工作地赶往现场，却因衣着打扮和说话态度等遭到了不少网友无端的揣测。在她接受媒体采访后，网络更是出现大量恶意评论。此后，家长在学校门口拉横幅寻求答复的行为也曾引发热议。

如今，随着这位母亲意外离世，网络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从学校安全管理转移到其生前的遭遇上。她真的是不堪忍受网络暴力而选择坠楼？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告诉界面新闻，细究事件原因，除了要对孩子母亲遭遇的网络暴力进行取证之外，还需要考虑多方因素，比如孩子的突然死亡给母亲造成了应激性创伤，维权过程中是否遭遇压力造成精神伤害等。

杨卫华表示，在没有弄清楚这位母亲坠楼一事中不同因素作用前，强调网络暴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对信息过度管理的需求，但也会伤害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

界面新闻注意到，此事件中多个发布恶意言论的账号疑似已被平台禁言，其中有的账号被永久禁言。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盛认为，武汉被撞小学生的母亲自杀与网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待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调查确定，但不管这位母亲坠楼的举动与她读到那些网友“诛心之论”后的心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客观上这些网友的言论都挑战了社会公众一般意义上的人伦情感边界，造成了这位母亲的社会评价降低，侮辱、诽谤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

刘盛向界面新闻介绍，对这位母亲的家属、近亲属来说，他们可以对网暴者提起民事层面的名誉侵权之诉，要求承担赔偿、道歉等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家属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公然侮辱、诽谤者处以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家属还可以直接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网暴者涉嫌侮辱罪、诽谤罪的刑事责任。

家属若采取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的维权方式，主要的难点在于网暴者的身份如何确认。家属到法院立案之时，可以请求法院出具司法协助函，要求网络服务平台提供网暴者的个人信息。鉴于许多网暴者在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会删除所表达过的言论，如何将这些数据恢复，也是取证的重点及难点。自诉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近年以来，从上海打赏外卖员女子，到“粉发女孩”郑灵华，再到自驾拖拉机到西藏的山东网红“管管”，社会上已发生多起与网络暴力相关的悲剧。

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尚未对网络暴力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有明确规定。201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

2022年11月4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建立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在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方面，要求平台面向用户开辟相关功能。包括设置一键防护功能，优化私信规则，对接收陌生人私信附加数量、时间、范围等限制，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自主设置仅接收好友私信或拒绝接收所有私信；建立快速举报通道，在网站平台评论、私信等位置设置网暴信息快捷投诉举报入口等。

杨卫华表示，针对网络暴力，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法律框架，更多是需要民众在参与网络生活的时候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每一位网民也应当注意到自己发表言论的尺度，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刘盛还指出，此次武汉小学生母亲被网暴事件中，一些网络言论逾越了人伦底线，破坏了社会公序良俗，如果最后经司法机关认定，本案中该母亲的自杀结果是由侮辱、诽谤行为造成，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依据刑法第24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前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 对此，3月16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针对网络暴力，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仍存在针对性不强、衔接不畅、效力不高等问题，制度实施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我们将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角度，进一步加大建章立制的力度，及时出台相关部门规章，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研究，推动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强化对当事人的保护救济，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李长喜表示。